1. 艺术评论

      【评论】徐唯辛:我为中国文化启蒙尽了一点力

      分享到: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4-06-20 15:44:17

           徐唯辛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生于乌鲁木齐市;1981毕业于西安美院,1987毕业于中国美院油画系,硕士学位;1987油画《馕房》获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1999油画《酸雨》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2004油画《工棚》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代表作《2005中国煤矿纪实—矿工肖像系列》、《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有朋友善意地劝他:“算了,你徐唯辛已经这么有名了,有这么多的成就获了这么多奖,你还添这个麻烦干嘛?”他不,坚决要把这个“麻烦”做下来,自称“要做一点让这辈子问心无愧的事情”。

          2007年11月18日,他的“麻烦”呱呱坠地——在北京朝阳区的今日美术馆,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副院长、画家徐唯辛的个展“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揭幕。

          据展览的策展人王明贤回忆,当日参观展览的至少有七、八百人,“一个美术展览,多少年没有这样的影响了?”

          展厅里是六十三幅2.5米2米的巨大黑白肖像,画旁各有一条人物生平介绍,以此再现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物形象。其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政治人物,有陈寅恪、梁漱溟、巴金等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展览按照姓名音序排列,使草根百姓与领袖人物比肩而立,抹去了高低尊卑之分。

          “那么多眼睛从四面八方看着你,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力,让你不由自主去回忆和思考那个年代的事。”《中国儿童报》编辑于向真在揭幕那天参观了展览。根据她19岁照片创作的肖像“于向真”就挂在“姚文元”旁边,对面则是“江青”。

          “几十年前就恨得牙痒痒的人现在成了邻居,我居然很平静地接受了……30多年过去了,再想起来,更多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沉痛的教训,而不是个人的好恶,也不是简单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了。”于向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参观过展览的普通观众、艺术家或批评家,反映都很好。对此徐唯辛连称“欣慰”:“我一个人用两年多时间做出来的作品,引起这么多正面反应,够了。电影黄金甲花这么多钱,一片骂声。”

          带着骄傲的表情,他说,“我现在死而无憾了。”

          普通人是最重要的历史承担者

          “这个绘画肖像系列具有双重的纪念性:它既是个人自传性的,也是集体记忆式的;既是私生活性质的,也是国家的宏大政治性的;既是一般性的留存式的,也是具有批判意味的反思性的。”展览前言里的几句话为“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做了最佳的诠释。

          开展那天,大量画中人物的亲属朋友应邀前来,包括张志新的妹妹、遇罗克的弟弟、上官云珠的儿子等等,还有仍在人世的画中人物本人前来观看——比如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时北大哲学系党委书记聂元梓,曾参与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星星美展”中的艺术家之一包泡。

          “看到自己亲属的肖像,一下子就回想起过去,回想起她整个生命的历程,百感交集……”著名美术批评家、理论家水天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妹妹水天光的肖像也位于展览之中。水天光曾任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副主任等职,在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殴打致死,时年37岁。

          水天中远在甘肃的大哥坚持赶到北京来看展览,看到小妹的画像,年逾八十的老人忍不住摸了摸画像上她的头发。“对我们家属而言,在这个场合下以这样大幅的肖像把她展示出来,这是对她整个人生的历史肯定。”水天中说。

          在现场,很多人为梁思成、遇罗克等人敬献了鲜花,并在自己崇敬的人物面前拍照留念。

          “经历过的人会去思考,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也会去看去问,有这些,这个展览的意义就有了。”今年55岁的于向真说。

          她的照片是徐唯辛在她博客上发现的,当时希望她加入展览,她百般推辞。“我觉得我就是个草根,根本没有画肖像的资格,更没法跟那些名人的肖像放在一起。”但参观过徐唯辛的画室之后,于向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刚画完水天光的像,她的样子和经历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觉得这是好事,我应该支持。”

          于向真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818在天安门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参加过破四旧、抄家等活动。那时,她是初一的学生。不久,住校的她因为害怕被日以继夜毒打的“牛鬼蛇神”的嚎叫,于8月下旬带着数万份传单串联去了,跑遍多半个中国。回来看到红卫兵们夜夜拿着手电查户口,揪住参加革命多年的的姥姥批斗,终于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普通人?我的理念是,这些人其实是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徐唯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有一本反思德国的书叫做《希特勒行刑者》,给徐唯辛很大触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二战”已经快要结束了,苏军从波兰接近德国边境的时候,德国人把奥斯威辛等一些大集中营里残余的人向北德转移。这时押送的人都已经不是军人了,是临时征集来的“民工”,但这些人照样对被关押的犹太人进行迫害。为什么?

          “所以说二战的罪行不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忏悔。中国的文革提起来,大家都说毛、四人帮,这是错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做了什么。”徐唯辛说。

          “再过几十年要是有人问我,你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做了什么?我可以问心无愧的回答他,我做了这个作品。”

         八十年代的文化影响了我

          徐唯辛是学院派,早年他的画要么是民族风情,要么是政治题材(比如他曾参与绘制巨幅毛泽东遗像和宣传画《你办事我放心》等),用他的朋友、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教授马钦忠的话说,“主题往往跟‘全国美展’的思路是一致的”。

          提起早期创作,徐唯辛爽朗地笑笑:“这也没办法,那时候除了新疆我不会画别的。”

          1958年,徐唯辛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文革开始时,8岁的徐唯辛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被选出来在全校发言,稿子是老师写好的,大意是欢呼文革开始之类。“读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记得下面黑压压全是人,我说完他们就在下面大声欢呼。”

          还有一次,徐唯辛听说班主任是地主的女儿,那时刚开始学画,就画了一张青面獠牙的戴项链的女人批斗她。“我心里特别内疚。那时候没什么是非对错,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之后这位女老师已经去世了,她没听到我的忏悔。”

          1975年,徐唯辛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地点是新疆兵团的三坪农场。在两年后回家探亲的路上,他偶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恢复高考的消息。高中时期由于斗争荒废学习的徐唯辛立刻来了精神,自此用心准备,并于1978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

          “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给我影响很深。大学里全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充满理想色彩,干完一个活儿大家唱歌唱得都是《欢乐颂》。”徐唯辛记得,那时隔壁的音乐系总在欣赏国外经典曲目,他便跟着蹭了四年课。

         直到现在,他的画室里还堆满了音乐CD,都是经典曲目。“我喜欢这样庄重、严肃的东西,这跟我的思考方式、价值判断、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是相关联的。”徐唯辛以此强调,他现在做这个展览并非偶然。

          1985年,徐唯辛考入浙江美院读硕士。毕业时,他本想以京剧为题材做毕业作品,导师说:“你没这个生活,你是新疆来的,应该画熟悉的生活。”笔下全是新疆题材的他思索再三,还是画了《馕房》,并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

          之后他曾因灵感枯竭跑去西藏,想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想想。之后他的画笔下出现了藏族阿妈、少女、朝圣者,油画《圣地拉萨》还入选了“1997当代中国艺术展”。

          “画西藏其实和画新疆是一样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提出问题,跟这个时代没关系。”这时已多次获奖的徐唯辛依然不满意。

          1998年,徐唯辛终于拿出作品《酸雨》,真正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边疆题材里安详静谧的美消失了,转而变成工业文明中人们空洞的眼神和灰暗的色调。这之后,他把目光投向更底层的弱势群体,画了大量的农民工和矿工。他的作品深刻有力,有评论家称“社会学的意义大于艺术的意义”。

          “我今年50岁了,中国这几十年发生的苦难许多我都经历过,这些记忆会对我的作品产生深刻影响。我不认为人生是轻松的,也不认为艺术家的作品只应该表现愉快和甜美,更不认为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能够逃避社会,我希望作品里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使人有启发,来做一些改变社会进程的努力,哪怕这个努力十分微薄。”徐唯辛诚挚地说。

          有关历史

          “中国对历史缺乏反思,中国的文化也没有被真正启蒙过。”策展人王明贤本身是文革美术专家,他认为由于这个原因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急功近利,当代艺术一直没有出现足够有力的文革题材作品,有的只是借用文革符号的调侃,“既不好玩,也不深刻”。

          在他看来,“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是少见的震撼人心灵的作品,“能从中解读人的性格、经历、命运,甚至解读一部中国的历史。”

          画文革是徐唯辛七八年前就有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法。2000年时,他就曾创作过一批描绘文革场景的画,被今天的他斥责为“垃圾”。

          直到创作矿工系列时,徐唯辛摸索出画大幅人物肖像的艺术形式,那些乌黑的矿工的脸在2米2.5米的画幅中表现出巨大的感染力,像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时,他才开始了心心念念的文革题材。

          可是,为什么非要做文革题材?徐唯辛说,很复杂。因为“我经历了,参与了,也看到现在大家都遗忘了。”

          “去年是文革40年,大家都悄无声息的,好象那是个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的十年。当然,文革这么沉重的历史,触及几亿人的灵魂,要得出客观全面的认识是困难的,评价它也很困难。但是作为艺术家和经历者,我要记录它,这个记录的过程和结果也会引起观者的思索。”徐唯辛说。

          在绘制的诸多人物肖像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遇罗克。这个想以《出身论》揭示一个简单道理的人死时,工人体育场有几万观众在台下欢呼,眼睁睁看着他被宣判死刑。“我每次想到这个都不寒而栗。”他更担心的是,到现在这种问题都还存在,因为人们“从未对此有过清醒的认识”。

          他说,与文革完全相同的运动不会再重来一遍,但将来有可能出现与文革形式不同而性质完全相同的东西,再一次毁掉这个民族。比如,打着“民族”“统一”的旗号重新陷入冠冕堂皇的非理性状态。“现在看网上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是杀死日本人,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跟文革性质相同吗?”徐唯辛说。

          “《历史中国众生相》画展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艺术活动,它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苦难的记忆,对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警醒作用,同时纠正了中国亚健康状态的历史观。”独立批评家程美信称。

          “我的作品对中国文化启蒙起了推动作用,多少我不敢说,但我相信它有蝴蝶效应,它的意义会慢慢显现出来。”包围在偌多历史人物里,带着一以贯之的自信,徐唯辛说。

    1. 个人简介
    1. 艺术观点
    Processed in 0.032(s)   2 queries

    memory 4.453(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