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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唯辛:【观点】《工棚》琐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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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徐唯辛来源:徐唯辛官方网站2014-06-20 11:34:46

        图一:《工棚》 尺寸: 200*220cm 2003年作

          图二:装修工人草稿1 纸上铅笔 18CM*20CM

          图三:装修工人草稿2 布面丙烯 50CM*60CM

          9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农民工的问题了。当时要为《全国首届油画风景展》准备作品,打算画个别致的城市风景来参展,就去建筑工地转,发现工人和没有完工的建筑组合在一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尤其是农民工的形象令人难忘。从前被灌输在头脑里的工人形象是美好的,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一段时间总是在画那些远在天边民族风情题材的我,好像生活在真空里,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回到现实里再睁大眼睛,惊诧地发现,世道早已改变,

          熟悉的形象模糊变形了。

          面前的当代工人,完全不是我概念里“高大全”的形象,而是背井离乡具体生动的农民,形象猥琐、衣衫褴褛,是没有组织的散兵游勇,哪里可以挣钱糊口,就往哪里流动。据说在全国各个城市打工的农民约有一亿左右,完全没有福利劳保,工资微薄,还经常被恶意拖欠。昔日理论上的“国家主人”完全沦落到了城市的边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似乎与城市的主流保持着距离,生存在无形的隔离状态中。其实他们和主流社会在本质上又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社会主流的公平机制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了他们如此的境遇。而主流社会却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了多么巨大深刻的问题!

          虽然对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有如此感触,但如何与自己多年形成的审美习惯较劲,再把这些感受转换成画面和形象,还要找到合适的绘画语言,于我不是简单的问题。加上当时正在画《酸雨》,画面很大,创作过程旷日持久,画了整一年,仍距结束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勾了些不成熟的草图就把农民工这个题材放了下来。2000年,报考清华美术学院的博士,在考创作的时候,我的草图仍是《装修工》,素材就是曾经见到的农民工和工地。

        不过,虽说已经放下,只要出现与农民工有关的消息,都特别注意。我兴趣广泛,爱动脑筋,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统统关心,还常与朋友激烈争论,书也读得杂,创作题材多变。在画《工棚》前后的这段时间里面,画过系列文革题材的《龙年1976》,也勾勒过医院手术室的草图,还画过我称之为风景作品的《过道》系列和《东北亚核设施》系列。这个过程中,我对于过去边疆风情题材的创作也进行了反思。客观说,这些作品技术含量大于精神含量,是价值有限的阶段性作品,这与我的生活背景不无关系。农业社会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所有中国艺术家,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强势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定位自己的创作方向,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尖锐,困惑是普遍的,所以择文讨论。

          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对架上作品有内在的规定(用“影响”是否更合适?),现实主义流派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艺术形态。在这个前提下,艺术作品的生命力除了技术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内容题材的选择和思考上。另外,所谓“美”的含义是宽泛的,并不仅是“好看漂亮”,作品里蕴涵着的正义、宏大、哲理、启喻、人文精神都可称其为“美”。画家不能等同于手艺人,作品是公开发布的,公众都会受影响,所以就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担负好此重任,创作出来的作品魅力才是长久和动人的。

          其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类似题材的作品,记得有两个:一是行为艺术。作者在北京一个私人美术馆召集了一些真正的民工,做了些事先设计好的表演。但是,行为艺术在中国水土不服,也不具备相匹配的传播机制,影响如何很难判断。另外一件是生动的彩色雕塑,有点像美国艺术家西格尔(GEORCE SEGAL)的作品。表现的是一个街头常见的外地农民的板车车夫。这两个作品的共同点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社会问题,应该说是有价值的。不过作者都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在创作。特别是那件雕塑,当农民工人为另类,斜视、鸟瞰着他们,内心缺乏对此人群的尊重。也许与我知青下乡3年的生活和我成长的背景、年龄有关,我对农民工,从人的角度看,是平等的。对他们,我首先是尊重。农民工中许多人是为人之夫,为人之父,他们为了生计离乡背井,虽然缺乏教育,但是并不缺乏人的基本尊严。这样的态度始终贯穿我创作之过程,因此,在《工棚》的画面上,虽然这些看上去营养不良的农民工们衣衫褴褛,但他们的态度不卑不亢,坦荡地注视着观看他们的观众。

          2003年的“非典”事件后,我才真正有状态进入《工棚》的创作。我任教的大学校院内就有个巨大的工地 ,除了管理层,干活的都是农民工,约有千人。构图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老套路:先去工地和宿舍转,和工人套近乎,勾小稿,然后上画布,铺颜色,再就是无休止地修改。

          2003年11月,四川一个农民工的家属向新任总理诉说被拖欠工资的问题。新一届政府意识到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已经到了影响安定团结的地步,于是由中央出面为解决此事专门下发文件,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全国刮起了解决农民工工资的风暴。农民工不仅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也成为了这个剧变时代中国社会病症的一个符号。作为画家,我通过绘画语言和自己的观点使这个符号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诠释,不仅从一个侧面含蓄地记录了这个时代,也表达了社会良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时世也加强了社会对《工棚》这件作品的认知度。

          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美术展览上,油画《工棚》获得银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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