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军人在战争中对比鲜明的表现，说明了东西方文化对待生命的差异，追根溯源，还是回到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上有没有人本主义启蒙这个改变问题上。
再举些其他方面的例子。我国清代有‘炮烙’“凌迟”等酷刑来折磨和处决犯人，即便是犯人杀头也要在死前插标游街，尽情羞辱。就是已经砍了头，还不罢休，仍要把人头悬挂在城门以恫吓民众。就是在近代，中国在行刑前也像古代那样在犯人背后插块牌子，五花大绑被人架在敞棚卡车上在城里大大绕一圈示众后再枪毙，笔者也“有幸”亲眼目睹。
小时侯看电影《红岩》，国民党特务为了让共产党员招供，也搞“刑讯逼供”，用的是“老虎凳”“竹签插手指”一类的酷刑。看到这里我先给吓坏了，惭愧地想，要是假定我要被抓，一看这样的刑具，我肯定是有没有的都招。这样的情形也不单在东方见到。我在一部三流的西方电影的DVD里也见过西方人对犯人用酷刑：用铁棍从身体下方穿过五脏直到喉咙，极为血腥。不过，故事的背景却是古代罗马——是在文艺复兴之前——这是关键。
文革当中，群众斗走资派和学术权威，也够恨，犯人戴高帽，脸上涂墨汁，弯腰站在凳子上，厚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极细的铅丝几乎嵌进肉里（有意的），在台下疯狂呼喊口号和幸灾乐祸的就是平时看上去善良的百姓。许多被批斗的人由于羞辱和不堪忍受痛苦而选择了自杀。文学家老舍就是一例。
北京新京报最近还报道了中国某个盛产动物毛皮的地方，为了保证毛皮的质量，先用钝器把动物打晕，在动物还活着的当儿，就生生把皮毛扒下来。报道配的图片是一妇女高举棍棒正在击打一只獾，旁边有两个天真的孩子在观看，成为他们对待生命的初级课程。肯定的说，活扒兽皮的其实根本也不是个残忍的女人，对丈夫说不定百般温柔，对孩子百般呵护，问题在于她在活扒动物皮的时候并不认为这是残忍，并不知道对生命深刻的尊重，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言传身教的，其实又回到缺乏敬畏生命的没有启蒙的文化教化问题上。
中东巴以的情况意味深长。虽然共同在一个地区生活，以色列的文化是在西方文化的体系里完全形成后于近代迁移到中东的。巴勒斯坦文化发源当地并没有被启蒙。因此，在战斗力和对抗手法甚至对待俘虏的做法上，由于文化的差异有极大的不同，出现前面所说的“人肉炸弹就不奇怪”。日本是具有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的民族，虽然明治维新时期大力接纳西方文化，无奈因为不是由自身萌发的启蒙运动，加上这段历史时间短，启蒙不彻底，所以日本仍然是个封建文化浓厚的国家，在对待生命和人权问题上，仍然具有不开化的特点。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对待自杀的态度和在战争中士兵对生命的暴虐、二战期间日本军人轻易控制国家机器而发动战争、在战争期间，日本民众全情投入积极地支持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等，种种事例都佐证了这个观点。不过就是这一点不甚彻底的启蒙运动，也使日本在许多方面产生了飞跃，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上述细节和事例，试图说明东西方文化由于是否存在启蒙运动这个分水岭，因而产生的深刻差别。东方国家的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是由于没有象样的启蒙运动，没有产生过尊重个人意志和敬畏生命的人本主义（其实这是现代化的基石），深刻地影响和制约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产生了普遍的集权和腐败以及战乱，民主运动步履艰难。因此，在文化生态上没有现代化前，其他的现代化都是空中楼阁。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深刻启蒙运动的文化生态，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也同样有内在规定。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和发展脉络上就可以有个基本的把握了。因为没有启蒙，就不存在真正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主义，因而缺乏原创性。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里基本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弄得轰轰烈烈的那些东西是“伪现代”的聪明把戏，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现代艺术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些在中国长大后再出国的艺术家早已经在中国的“前启蒙文化”中被教化了，骨子里并无真正系统的现代意识。留洋18年的陈丹青在世界当代艺术中心的纽约再住18年也搞不出现代艺术，这是因为他去之前，已经是成熟“中国”人了，相比善于玩弄种种花样百出的把戏而获得成功的聪明的中国艺术家们，陈具有难得的真诚。
西方许多基金会和策展人对于中国人类似艺术活动的支持和资金投入，应该说政治和商业的考虑大于艺术本体的考虑。其次，“庄公舞蝶”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思路。
